以下文章來源于深藍觀 ，作者高翼
1993年，時任羅氏制藥南美區總裁的威廉·凱樂（William Robert Keller）在一行人的帶領下，來到上海浦東，同張江高科的招商負責人談建廠事宜。但面對彼時浦東“一片廣袤的農田”，這位常年身處都市中心的制藥公司高管，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。
三年前，時任上海市市委書記向北京提交了一份發展浦東的報告得到回應，于是在總設計師的親自督促下，中央對于浦東新區的開發正式提上日程。作為改革開放另一塊試驗田，浦東對于上海，乃至整個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于是，同行中的上海副市長趙啟正，也是剛剛成立的浦東新區開發工作的主持者之一，親切地向威廉介紹了中央對這個“新區”的重視程度，表示各種配套硬件很快就能落實好，水電、馬路很快都會有。
副市長的話自然有分量，再加上招商方的熱情，威廉很快也意識到張江這塊地的重要性，于是爽快地答應了合作。
△羅氏和上海簽約
次年，隨著龍東大道的重修，占地面積近3萬平方米的上海羅氏制藥公司破土動工，這標志著羅氏正式打響中國“藥谷”的第一槍。
此后，禮來、勃林格殷格翰、協和發酵麒麟、阿斯利康等跨國巨頭紛至沓來，落戶張江。而羅氏，因為其帶頭效應，后來成了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成員，參與到了上海市發展規劃討論中去。威廉本人，也因此獲得了上海市“白玉蘭獎”，并拿到了上海第0002號綠卡。
威廉也順利的成為了羅氏中國區第一屆總裁，將外企紛繁的藥品帶入了中國市場，擁有成熟藥企的歐美制藥工業，開始正式向中國大規模進發。
彼時中國的醫藥市場，大多數還停在“三大件”（紫藥水、紅藥水和土霉素）上，在缺醫少藥的年代，外資藥企進入中國，給孱弱的民族醫藥工業活生生的展現了什么叫“先進生產力”。
所以，那幾年當外企的醫藥代表進入醫院時，據說能受到院長“張燈結彩”的歡迎。但在改革開放剛開始那個年代，任何一個行業里的這種“繁華”總歸都只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專屬，MNC（跨國藥企）的辦事處，大多也都只會設立在這些地方。
外資藥企自主定價、一線城市成熟的醫療體系、以及消費水平，種種因素決定了老百姓對于來自“先進生產力”國家的藥品使用總歸是少數人；而背后的藥企、醫藥代表以及醫生的高收入，注定也只會定格在這些地區。
反觀廣袤的中華大地，在占中國90%以上的二三線城市，大家看病基本還是“遇事不決，抗生素先來一套”的亂象，如何改變老百姓的用藥結構，讓患者能夠用上最前沿且價格便宜的治療產品、科學地“病有所醫”，終究還需要“從人民里走出來”的本土仿制藥企。
-01-
白手起家：
追趕外企的影子
跨國藥企和本土公司，早期的中國醫藥行業里的這兩個角色，前者大都出身顯貴，后者多為白手起家。
比如諾華、輝瑞、GSK等企業，招聘中國第一批職業經理人時，基本都是家世顯赫，名校出身；在中國成長，global背景；上能通廟宇，下能帶企業。
而與之相對，本土醫藥公司基本都是“苦出身”。
恒瑞董事長孫飄揚，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一家生產消毒藥水的小工廠——江蘇連云港制藥廠做了好幾年技術工人，由于性格內斂一直沒被重用。后來，他被調到上屬的醫藥工業公司做科研處副科長，開始展露才華并獲得賞識，在32歲時接管了經營不善的連云港制藥廠，以一己之力把它發展成了后來的恒瑞。
海正藥業的創始人白驊，同樣是從一線工人做到了董事長。1968年，他從化工學校畢業后進入海正集團的前身——地方國營海門化工廠做技術員，一步一步把海正拉扯成了一個“國際化”的原料藥制劑公司。
常年位居國內藥企TOP3的揚子江藥業創始人徐鏡人是軍人出身，從部隊復員后被分配到泰州市泰興口岸鎮儀表廠工作，他離開儀表廠創辦揚子江時，手里只有幾千元和儀表廠的幾名工人。
跨國藥企進入中國時，帶來的是從歐美成熟制藥工業體系中的產品，并且有著頂級高管團隊的加持。而除了產品技術與資源人脈的差距，政策上也是偏向外資為主，比如當年外資藥企與衛生部門有培訓和研究合作項目，而本土藥企就沒有資格；外資藥企在稅收和定價上也長時間享受著“超國民待遇”。
所以，當時的外資藥企，無論是產品，政策，還是運營，都是對本土藥企一個全方位壓制，二者在同一片市場上，完全是兩個不同維度的生物在同一個世界里競爭。這是上個世紀末醫藥行業本土藥企的生存現狀，當然，這是彼時中國的“市場換技術”策略的結果。
外資藥企帶來了對接世界一線的產品，讓不少人就醫時在中草藥基礎上有了新的選擇。比如：呼吸用藥（吸入類糖皮質激素），抗病毒（一、二代核苷類藥物）、二三代抗生素、心血管（他汀、普利、沙坦、地平、洛爾類）、消化及內分泌（PPI、α-糖苷酶抑制劑、二甲雙胍）、以及眾多前沿的腫瘤化療藥。
“市場換技術”雖然沖擊了國內企業，但客觀上講也一定程度上也打開了用藥市場。而中國人擅長溯源和學習，于是，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里，剛剛經歷過強制GMP（良好生產規范）認證，集中度稍微有些提高的本土醫藥行業，圍繞這些產品進行一對一的仿制大潮，便開始了。
所以，那幾年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本土藥企明顯的動作，比如2003-2007恒瑞的腫瘤化藥管線逐漸成型、2010年正大天晴的恩替卡韋落地、豪森的中樞神經和糖尿病平臺搭建、通化和甘李兩大胰島素巨頭的分家，以及京新、樂普、信立泰等等心血管產品大戶的發力……共同刻畫出了那個年代國產替代的圖景。
而除了上述提到的企業，這波仿制潮的主要玩家，其實可以分為三類：一是來自建國以來的扶植的醫藥工業巨頭，比如東北、華北制藥；二是借著幾款爆紅單品短時間完成原始積累的民營力量，比如恒瑞天晴揚子江等（包括部分中成藥企）；還有一方面是承接了歐美低端產能轉移的原料藥企，比如浙江臺州原料藥產業群：海正、華海、仙琚、司太立等。
雖然出身不同，但大家做的事情類似，用的也都是是和外企一樣的監管以及銷售體系。只是，一瓶藥外資藥企賺100塊，國產仿制藥因為少了研發成本，并且有著人口紅利等成本優勢，賺二三十塊錢，然后上藥交會、找大包、下基層——在“量”上下功夫，并在這個過程中，慢慢學習外資藥企的各種“技術”。
其實不只是醫藥行業，中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各項產業想要實現彎道超車，有的是頂著版權和專利的壓力并在時代紅利下完成了積累，有的是仰仗“996模式”實現了技術趕超，還有的是依靠人口紅利和監管壟斷實現了規模化增長。因此，本土藥企想要崛起，基本也離不開這些套路。
但直到2008年，中國醫藥工業總GDP里，外企占了超過1/4，這還是算上了原料藥、包材和流通業務，如果單看藥品產值，外企的業務占比可能在一半以上。也就是說，中國老百姓看病吃藥，一半還是由老外說了算。
因此，這期間中國的仿制藥的故事雖然勵志，但一句話總結下來，仍然是在孱弱的基礎上去追趕外企的影子。
-02-
關山難越：
仿制藥的三座大山
2011年3月，浙江臺州出了一起“百名村民血鉛超標”的大案，幾經醞釀，并在新華社等媒體的曝光下，事情一度鬧到了國家環保部。此后，便是當地政府對重污染企業的一波專項整治運動。“血鉛超標”的源頭是電子企業，但對于高污染的醫藥生產企業，環保風暴之下，它們才是首當其沖。
犧牲生態環境來發展工業，這是當時很多地方不得不走的“彎路”。但臺州這座原料藥之都，并不是對環境肆無忌憚的破壞，臺州的這批原料藥企，是最早進行“三廢”治理的企業之一，臺州也很早就進行了廢水的在線監控。但環保治理不是個簡單活，其背后都是大量的真金白銀。
拿海正藥業舉例，2008年海正在環保工程上的投入達到了5380.47萬元，而那一年，海正的總利潤才不到2.5個億。環保上累計投入接近3個億，占到了公司固定資產12%，并且每年運行成本達到了6%。那個時候的中國藥企，一年銷售費用和研發費用才多少錢？
所以，在2015年被稱為“史上最嚴”的新環保法下發之前，很多醫藥生產企業算了筆賬，在環保執法力度不強（罰款不太高）時，企業與其砸錢做環保，還不如直接交罰款。
這是生產型公司一直以來逃避不了的一個問題，而對于原料藥直接靠買的制劑企業，雖然不用掏錢建環保工程，但本質上仍需要為生產企業支付相應的環保成本。
環保影響的只是利潤率的高低，而能“一鍵鎖死”仿制藥企的是另外一個問題：專利。
2003年，賽諾菲因為恒瑞仿制了其多西他賽，一紙狀書把恒瑞告上了法庭；2011年，正大天晴的乙肝仿制藥恩替卡韋，上市一年收到了BMS的專利侵權起訴書；2013年，重磅藥來那度胺，國產仿制藥企卡文迪許（雙鷺藥業代理），和美國新基光專利官司就打了三年。
借著主場優勢和國產替代的情懷，雖然很多專利官司上，最后多以本土藥企勝利收尾。但這其中，準備應訴所需要花費的巨大精力和成本已經讓企業疲于應對，而一旦訴訟失敗，則更是雪上加霜。
2007年，輝瑞的“偉哥”專利二審勝訴，案件審理結果指出，輝瑞的西地那非原研藥在中國專利有效期一直持續到2014年，這導致國內包括白云山在內的一批“偉哥聯盟”不得不停產待工。這對白云山來講只是暫停了一個管線，但對于聯盟內其他幾家單品藥企，直接等于宣布公司倒閉。
但是，專利問題雖然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中國藥企頭上，奈何市場足夠大，敢于冒險的人太多，也都有一股“偏向虎山行”的心態。不過，無論是環保還是專利，這些問題大都來自外部，企業基本都能“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屯”——無論是建環保工程，還是請專利律師，砸錢就夠了。
而真正影響行業的，其實是那場打了整整十五年的藥品價格戰。
早期的本土醫藥行業，無論是產品還是學術能力，都很難和外企對標，于是大都只能選擇一些“野路子”，也就是回扣開路，這種“利益關系”早期可能是一支筆、一頓飯、一場贊助會，后來愈演愈烈，慢慢升級成了真金白銀。利益驅動的后果，也帶來了老百姓藥費的上漲。
于是，從90年代末開始，針對全國范圍內看病貴的問題，頂層圍繞藥品價格降價進行了各方的討論和博弈，最后衍生出兩支力量，一支是以發改委和人社部代表的“限價派”，拼命壓藥價，政府調節；另一支是以衛計委（現衛健委）為代表的“留利派”，要給到醫生一定激勵，然后讓市場去慢慢最優化。
此后，無論是區域集采、最高限價、藥品加成、管制處方量、藥占比、收支兩條線……這些眼花繚亂、紛繁復雜的降價政策，大多數時候都是兩派的你來我往，徒勞無功，隔靴搔癢。
政策的設計只是拼命的堵，并沒有給制藥公司和醫療機構一個疏通的方向，造成的結果就是高價藥此起彼伏。監管越來越嚴，反饋到行業，很大一個后果就是應付政策以及權力尋租的成本越來越高，最后結果就是：07年鄭筱萸被判死刑；10年浙江衛生系統87人落馬；14年整個發改委價格司差點被一窩端……
那時候，研發端企業并不能勻出太多錢來保證質量，提升制劑能力，更遑論研發；藥價雖然高，但醫生其實也沒賺到什么大錢。因為要各種準入，各種拓渠道，整個制藥行業的大部分資金都集中在流通端。所以那幾年，實現財富自由的，都是一些有渠道、有關系，長袖善舞的大小包商。
不過，野蠻生長也是生長，平心而論，這階段國內的這批仿制藥企，在推動藥品下沉、常用產品低價國產替代上，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很大程度上，三四線城市里的醫院患者，能吃上最新指南里推薦的藥品，還得靠這批仿制藥企。
2013年，CFDA由副部級升為正部級，這是醫藥行業最高監管機構的第三次變革，以為藥品監管不用再受制于衛生部門管轄，整個醫藥行業再一次沸騰。
行業的這份期待并沒有錯，就仿制藥來講，剛剛在國產替代進程邁了一小步的行業，仍面臨兩個巨大的問題：一個是質量不足背后的藥效差距，另一個就是滲透率提高帶來的巨大支付壓力。
-03-
釜底抽薪：
資本市場的棄兒
在中國的病友圈子，對于吃藥一直以來流行著一種雖不太科學，但接地氣的吃法：有錢的就吃進口原研藥，沒錢就吃國產仿制藥；剛開始病情急吃進口，穩定后吃國產；大病重病吃進口，小病吃國產；老人孩子身體狀況差吃進口，年輕人吃國產……
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，來自臨床一線對國產仿制藥和原研藥用藥反饋，最后得出來的一種“偏見”，雖然監管的標準一樣，但“國產仿制藥效果不行”的情況確實存在。否則也不至于很多男性ED患者，在購買“偉哥”類藥物時，更青睞輝瑞和禮來的原研產品。
2015年畢井泉局長牽頭的藥品供給側改革，雖然很大氣力上是針對創新藥審批進行優化供給，但對于仿制藥質量提升，也花了不少篇幅。722之后，藥監機構最花精力的一件事，就是重新撿起提了N年的仿制藥一致性評價。
一致性評價，向來雷聲大雨點小，而新時期的藥監機構雷利風行，僅兩年后，在2017年的最后一個工作日，第一批通過評價的12個品種便正式落地。但彼時中國的藥品批號有16.8萬個，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仿制藥，藥監局的組成也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不是神仙。解決問題的是后續的支付端改革，也就是4+7帶量采購。
當集中采購和一致性評價掛鉤，便給集采設立了一個不小的門檻；而當集采的價格降幅高到一定程度，很多中小型、以及單品為主的企業，便沒有參加評價的意義，畢竟做BE（生物等效性）實驗的成本或許都要兩到三年才能收回。
因此，留下來的都是有一定體量、規模優勢大的頭部企業，可以說，4+7挽救了一致性評價政策，仿制藥的質量得以改善，而行業的集中度也能夠提升。
△帶量采購
國家集采的一記重拳，將過去二十多年的積弊，一下子打穿。
集采，是由醫保局組織，將全國范圍內大部分醫療機構的用藥需求做一個大包，然后逐一分配給愿意降價的藥企，從而起到一個“以價換量”的過程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，價格降幅往往超出藥企的預期。
前不久，“共和國長子”華北制藥，因為產能受限，疊加原料藥漲價，不得不斷供集采，引起行業一片嘩然。對于不少藥企，在高居不下的原料、環保、注冊以及申報成本之下，很多時候集采的價格降幅，會輕而易舉地擊穿成本價。
即使藥企都做了嚴密的成本測算，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，對于未來的仿制藥，如果不改善工藝，提高效率，肯定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。而資本不僅逐利，而且容易扎堆于利潤回報更高的領域，這給整個市場傳遞一種信號：做仿制藥制劑，只能拿到一個固定的10%的利潤。而當2018年以來幾次帶量采購引起醫藥板塊大跌，這一觀念便深入制藥企業和二級市場。
所以，我們也很容易看到，自2015年供給側改革以來，資本和產業共振，但大都只聚焦在創新藥及其配套產業（比如CRO等），和原料藥以及仿制藥相關的融資交易屈指可數。
2020年，單筆超過5億元的醫藥投融資中，跟原料藥相關的項目一只手都數的過來，一大半都是創新藥。同樣是治病救人，只是上下游的差別，原料藥和制劑企業便只能享受化工股的估值，而創新藥則能貼上百倍PE，以至于一些公司明明毫不相干，但為了講故事也不得不塞上幾個創新藥管線。
△慘淡的仿制藥一級市場
因此，不少仿制藥企，這兩年只能一邊講講“原料藥制劑一體化”的故事，一邊學CRO企業，把業務延伸到CDMO，去沾它們的光，去撿一些創新藥們吃剩不要的資本。
政策設計的背后，是想給頭部仿制藥企一個穩定的現金流，然后鼓勵他們往高風險、高回報的創新藥轉型，但在現實中，那些暫時沒辦法轉型的藥企，即使虧損，也得繼續經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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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去何從：
“基本盤”未來靠誰支撐？
靠著中國的市場天花板高，以及人口紅利，這三十年里，從最早的外企單獨定價，到如今全國范圍內的集采，老板姓用藥可及性大大提高。仿制藥企的慢慢崛起，徹底打破了外資藥企高價壟斷的局面，《我不是藥神》的劇情也徹底從中國消失。
但仿制藥企的歷史使命就此結束了嗎？其實不然。
人的醫療需求是無限的，50年代大家只需要抗生素和維生素就夠了；70年代慢病危機逐漸顯現，人們開始需要降三高的藥；進入21世紀，腫瘤患者發現這個病不再是“絕癥”，大家都想要更長的生存期；而如今，除了化療藥，大家更想用靶向藥、免疫產品、基因療法……
最開始大家都只求有藥可醫，如今每個人都想長生不老。如果所有的病人一生病都想要用上最新最好的藥品和診療手段，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擔負得起。
所以縱觀全世界，各國的通常做法都是鼓勵藥企仿制上市一段時間的藥，然后加快市場競爭拉低藥品價格，這樣一來病人就能吃到廉價的好藥了。同時給創新藥一個足夠高的利潤空間，來讓藥企愿意花精力投入。
無論是市場主導的北美，還是政府埋單的英德日，幾乎所有主流國家都是利用這套模式來控制日益增長的醫藥費用，并維持制藥行業的發展。
△占據了市場85%用量的仿制藥，只花了12%的醫藥支出
高價創新藥決定了健康水平的想象空間，但廉價的仿制藥才真正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健康基本盤。重視仿制藥質量，重視基礎制造，才能換來一整代人真正的老有所醫。
而一談到國產仿制藥，業內人都會提到是制劑能力不行，工藝技術有待改善，雜質處理跟不上全球水平，但這些是結果，歸根結底，背后都是少了人才的灌溉。
中國藥學院最好的學府之一，中國藥科大學（即南藥），每年藥學畢業生中，一半人出國深造，一半人當了醫藥代表。一邊是日益上漲的房價，一邊是降到2分錢一片的藥品，需要如何設計才能讓這些藥學人才，繼續研究而不跳槽？
△中國藥科大學畢業生平均收入
創新藥審批改革之后，資本蜂擁而至，一度捧出了300萬年薪一個CMO（首席醫學官）的就業行情，這才砸出了勉強跟得上世界前沿的中國創新藥。而對于月薪6000元的制劑工作者，如何能指望他們能做出對標梯瓦、暉致和山德士一樣的邁向全球的仿制藥？
1984年美國著名的藥品價格平衡法案《Hatch-Waxman Amendment》，在當前仿制藥運行框架之上，也給了仿制藥一定的市場空間，這也使得后來的印度太陽、邁蘭制藥、以色列梯瓦等知名仿制藥企能成功上位，畢竟有盈利空間才有市場，而這批仿制藥企，也成了美國高藥價的價格平衡器。
回到中國，一致性評價推行以來，當集采之后，利潤空間壓到冰點，未來的專利藥，價格靠什么打壓？占據整體處方量85%的仿制藥，未來誰來生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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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聲：
從某種程度上看，當前的醫藥行業很長一段時間，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行業發展，其本質都是在清理歷史舊賬。
因為過去審批沒有把好關，所以如今才有大范圍內的一致性評價；因為過去價格戰打了太久，以至于藥品定價皂白難分，所以才需要做價值回歸；因為過去創新梯隊沒跟上，所以如今中國產品出海困難重重……
再往前看，為什么本世紀初的整個醫療醫藥監管亂象？因為中國醫藥行業基礎孱弱，才有當時的野蠻生長；而為什么90年代中國醫藥產業底子薄，在外企面前不堪一擊？是因為六七十年代，海外的醫藥產業正經歷二戰后需求大幅增長帶來紅利時，中國的科學家們卻在上山下鄉掃牛棚……
如今，經過一番番收緊和鼓勵的改革，中國目前有了一個還算成熟和完整的制藥工業，在仿制藥降價和用藥可及性提升之后，未來仿制藥的發展，如何再上一個臺階？那個時候，還有沒有雷厲風行的畢井泉們，來牽頭？
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，在去年總結的《經濟運行報告》里這樣寫道：“到2025年，化學藥品工業創新能力將會顯著增強，產品質量全面提高，供應保障體系更加完善，國際化步伐持續加快，行業整體素質大幅提高。”
一個行業的發展，需要政策的正向牽頭，資本的良性互動、產業人才的大規模培養，創新藥如此，代表著中國老百姓健康基本盤的仿制藥，也是如此。
但愿醫藥行業里，過去的這些辛酸歷史能夠徹底成為回憶，而不是去重復“欠賬-透支未來還賬-再欠賬”的歷史輪回。
參考文獻：
1、中國醫藥產業發展報告（1949~2009），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
2、中國仿制藥的發展現狀分析，Zhanhua Sun
3、海正藥業2008年年報
4、歧路：“藥神”背后的仿制藥，遠川研究所
5、2020年中國化學制藥行業經濟運行報告，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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